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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改革开放再出发】改革开放四十年:华理与1978年——访谈张元兴老师

  稿件来源: 人事处(党委教师工作部)  |   作者:何清  |  摄影:何清  |  编辑:宇澄  |  访问量:65377

    他曾是田野山间的农夫,也曾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;他曾与大学失之交臂,却已在大学学习和工作40年;他是我校生物工程领域里第一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学者,也见证和参与了我国第一个海水鱼类活菌疫苗注册证书的产生,道器合一,科研育人,张元兴老师始终勤奋求实,久久为功。


难忘的“耕读”岁月

    花梨先生:张老师,您好!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。我们了解到,您的基础教育阶段处于改革开放之前,能否请您回顾一下大学之前的求学经历。

    张元兴:我来自山东省烟台市莱州,曾经叫掖县,地理位置靠海。一直以来,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发展较好,相比于同省其他地方,有较为浓厚的文化氛围。正如我们张家,“张元”一辈的人共有十几户人家,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出过3个大学生,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。这样好学近知的环境对我影响很大。我家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,父亲上过初小,母亲不识字,但父母都是极其聪明的人。父亲长年在北京工作,先前是北京第一食品公司生产科科长,后来调到北京燕山石化做行政管理。尽管我跟母亲一直生活在山东老家,但从小便养成了踏实读书的习惯。在小学读书期间,我的成绩都排在班级前几名,几乎每个学期都是“三好学生”,都会拿奖状回家,在学校里小有名气。

    1966年,小学毕业后,我在村里继续读初中,毕业之后,我便回家种地。大概过了一年,高中恢复招生,没有考试,能否入学要看家庭成份。我们家不高不低,是中农,村里只有10个推荐名额,我的希望很渺茫。然而,我的邻居,是一个贫农,竭力为我争取,因为他觉得我是个读书的材料。如果村里的干部阻挠我进入高中学习,他就和他们过不去。就这样,在他的帮助下,我得以顺利进入高中。

    我们班主任非常认真负责,总是劝我们好好读书,也非常照顾我,任命我为小组组长、学习委员。毕业的时候,我成为班级副班长。与小学、初中相似,在两年的高中时光里,我的成绩都遥遥领先。毕业考试时,我的语文、数学、化学成绩基本上都是第1名。在1973年1月的高中毕业典礼上,全校有250名左右的毕业生,我作为毕业生代表在台上发言。这些经历对我而言都十分宝贵,也对我之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    花梨先生:1973年距离高考恢复尚有四五个年头,请问您在这几年时光里,都做了哪些事情?

    张元兴:高中毕业之后,我又回到了田间与土地为伴,当了5年的农民。那时,我们的生活很苦,主要的农作物有小麦、玉米、红薯、花生,偶尔种些谷子和大豆。打下来的粮食,大部分交公粮,卖给国家,剩下的小部分自家用。卖给国家,国家会给我们一定的钱,加上工分挣得的额数,扣去口粮和分红,多的时候一年可以分得100元左右,在当时算是“巨款”了。话虽如此,当时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,农民连腌咸菜的盐都买不起。我们家里的生计主要靠父亲的工资补贴,他的工资一个月有70元左右,所以相对其他家庭,我们家的生活条件还算可以。

    我们这一拨人从高中毕业回家以后,很活跃,自己组织共青团活动。没过多久,我被任命为村里的团支部副书记,那年我才19岁。我们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,很热闹,村里面都是我们的声音。与此同时,村里的生产队开始“科学种田”,每个生产队必须配备1个技术员,于是,我被生产队队长任命为技术员。春天时候,我们被派到县城里接受培训,农学院的老师亲自指导我们。而后,我们把技术带到自己的生产队,指导劳作。

    当时,我们有一句口号:一定要粮食亩产过长江。意思是长江以南的粮食亩产很高,我们以此为标杆,春季的小麦,秋季的玉米,两季的作物加起来要超过800斤。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的产量很低,只有500斤左右。与现在每季度可达1000斤的粮食产量相比,当时的生产条件真是十分落后了。一年之后,每个村要成立技术队,技术队要根据自己村里的土地环境,因地制宜,科学种田。当时我是团支部副书记,村里的党支部决定让我担任技术队长,带领8个年轻人组成一个技术队。村里辟出一片地给我们做实验,在一片坡地的“上水头”,土层薄,比较贫瘠。尽管生产条件艰苦,但当时的我们都很年轻,做事积极性很高,运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。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,这片地成为了“模范田”,我们也成为了“生产模范”。

    又过了1年,我被调到公社机关做“三不脱离”干部。所谓“三不脱离”干部,是指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,依旧需要拿工分,但在机关里面工作,属于干部。在这个岗位上,我每个月有28元的工资,其中14元留作生活费,另一半从生产队那里买工分。机关工作一做就是3年,在这段时间里,我作为公社党委书记的秘书,跟着他蹲点、写新闻稿、写材料。同时,我还入驻到更加贫困的村子里,开展脱贫工作,和老乡同吃同住,这样一待就是一年多。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,食物卫生都不能保证,住在老乡家里,和他们同挤一铺炕。然而,尽管住在一起,却也两头不见人:我早上出门工作的时候,他们还没有起床;而我晚上回来时,他们却已经休息了。

    这5年多的“农民时光”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做事要严谨,一份耕耘,一份收获。
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

    花梨先生:您在当时已然取得了一些成绩,请问为什么要在高考恢复后第一时间报考大学呢?

    张元兴:读大学对我而言是一个目标,一个理想。在我们偌大的公社里,我是当时唯一一个考取重点大学、离开山东省的人。按照当时读书的情况,我已经读完高中,接着考大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但中间实际经历了十分波折的过程。1975年,我还在做公社干部的时候,就有机会通过“工农兵推荐”去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读书。然而,由于我是干部,是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,公社党委书记不希望我离开,就打电话到县教育局替我推掉了这次机会,让他人替我读大学,而我只能留下来继续工作。

    1977年,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,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。结果,公社党委书记还是不同意,在此情形下,我和同事竭力劝说,并向书记承诺:我只考一年,如果没有考中,就踏实工作,打消读大学的念头;如果考上了,我就去读书。这样,书记才准许我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备考。而后,我的努力与决心终于打动了他,临近考试,书记准许我用部分工作的时间来复习。考试前半个月,他干脆准许我休假在家,专心复习。

    高考的时间在年底。其他科目还好,物理却是个大难题,因为我从未接触过物理,知识库里一片空白,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我试图用3个月的时间学习完自己找来的物理课本,但无可避免地会遇到难题,这时想请教外援,却无路可循,只好自己一个劲儿地挑灯夜读、发奋自学。出乎意料的是,高考物理成绩考得还不错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,我便养成了很好的自学能力。而这一能力,一直支撑我走到现在。

    花梨先生:拿到优异的高考成绩之后,请问您为什么要来到上海?怎么想到要报考华东理工大学?

    张元兴:当时,尽管我文科还不错,但我一直相信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所以,在文理分科时,我报考了理科。填报院校时,考虑到同批考生大多数会选择去北京、东北等地,我便果断地选择了上海,选择了华东化工学院(编者注:华东理工大学前身),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。至于专业,相比数学、物理,我更喜欢化学,于是我填报了化学工程专业。在这个过程中,由于我母亲不识字,而父亲又在北京,沟通很不方便,所以一切都是我自己做主。元宵节前后,我在家里干农活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公社机关打电话过来,告诉我考中大学了,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公社。当时,别提我有多高兴了,马上放下手头的农具,骑上自行车就飞奔去公社,取我的录取通知书。

    花梨先生:真为您感到高兴,您的大学生活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展开,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大学生活。

    张元兴:那时候,我离开家去上海,家人并不放心,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,更别提坐火车了。但我觉得,出远门对我而言不是问题。可能是已经工作许久,我喜欢在社会里闯荡,也不会过分地恋家、想家。当时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同学,我们两家大概相距20公里。他在县教育局打听到我们是校友后,便乘车到我家来,我们约好一起去上海。那年头,从山东到上海没有直达火车,需要在济南中转。我们花了两天一夜,终于抵达上海老北站。当时,我对上海一无所知,只知道这个老北站和南京路。

    刚到上海,我很不适应。就食物而言,北方以面食为主,而上海主要吃米。当时的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,米是籼米,还是国家的战备粮,在仓库里放置了好几年,非常硬,每次打到碗里的饭都是有棱有角的。偶尔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,全凭食堂的大排和煎鸡蛋。在住宿方面,一个房间住7个人,没有暖气、没有空调,冬天和夏天都十分难熬。在学生工作方面,由于我是一名党员,所以入校后便被任命为团支部书记。那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组织活动,想方设法地活跃气氛。大二的时候,我成为了班长,一直担任到毕业。

    大学的学习,我感到压力了。能考上大学的学生,都很优秀。但由于每个地方的基础教育存在差异,同学之间的水平还是参差不齐。对我来说,英语就是我的弱势。进校之后,我们参加了英语分班考试。盯着整张卷子翻看了很久,我只会做第一题——写出26个英文字母。结果可想而知,我被分到了慢班。从那时起,我便下定决心,拼命读书,学好知识。

    正如上面所言,在这几年里,我在担任学生干部的同时,也拼命读书,从未落下一点学习。本科阶段,我每门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几乎都在90分以上。在150人同上的大课中,百分制的成绩我可以拿到99分,班级第一。在大三的学科比赛中,我参加了化工原理科目的考试,获得全校第二的好成绩。但好的成绩不是凭空而来的,全是因为我功夫下到位了。无论是刚开学还是双休日,当大家还在放松、玩耍的时候,我常常已经在认真学习了。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。大学四年,我每年只回家一次,暑假回家,寒假留在学校。寒假春运,交通不方便,留在学校读书最好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个过程中,自学能力帮助我学到了很多。

    花梨先生:您在本科阶段如此优秀,想必毕业之后有很多就业机会供您选择。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继续深造?而又为什么在化学工程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生物学的研究?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吗?

    张元兴:本科毕业时,的确有老师希望我留校做指导员,但我还是坚决要读研。当时学校也没有所谓的“985”“211”“双一流”之分,我便报考了本校的研究生。

    专业的重新选择,的确与时代有一定的关系。最直接的原因是我的硕士导师丁健椿教授。丁老先生是当时学科方向上为数不多的教授之一。考研时,我报考的是化学工程系,后来老先生调到了环境系,再后来到了生物系,我也就跟着过去了。老先生喜欢创新,在他看来,化学工程发展到当下要想有新的发展,有3个方向:材料、生物和环境。交叉学科或许能够做出新东西来,所以他在生化工程系做起了生化工程的项目。交叉学科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对我们这些未接触过生物学的人而言,跨行如隔山。于是,先生请了生物系的老师来给我们开讲座,用40个学时给我们讲解最基本的生物学原理。而我毕生的生物学基础就在那40个学时中奠定的。当然,我现在之所以能够为学生讲解生物学,既有那时的积累,更有这之外的大量自学。所以,自学对我而言非常重要,要学会把书读薄,也能够把书读厚。

    起初,导师希望我做化工方面的论文,但我还是更喜欢生物工程方向,最终选择了生物方向的题目。导师对我非常好,我做实验时,他会一直陪着我。实验过程中需要蒸馏水,他就做起了我的“助手”,帮我做蒸馏水,让我非常感动。有老师的支持,我也十分勤奋,做事效率很高,每两个星期出一份实验报告交给导师看,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再研究理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读研期间,我发表了3篇论文,其中1篇发表在学报上,这在当时绝无仅有。课堂之外,我还是年级研究生的级长,组织年级开展各项活动。我每天早上坚持跑步,一年四季风雨无阻。看起来事情很多,但有时候就是咬咬牙的坚持,千万不能懒惰。

    花梨先生:从您身上,我学到了很多。1984年,您留校之后,在工作上的故事能和我们分享一二吗?

    张元兴:1984年留校之后,我继续做生物工程研究,其中一项是和天厨味精厂合作。当时,“天厨”的牌子在国内十分有名。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改变生物反应器的结构,帮助他们提高味精产量。他们提供了1万元的研究经费,非常神气。我们也非常高兴,一个劲儿地帮他们做研究,最终帮助他们不仅提高了产量,还保持稳定,合作十分愉快。

    1986年,国家启动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。我们专业的领头人俞俊棠老先生参与了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。他认为“细胞培养”是一个前景很好,但国内尚未涉猎的领域,理应被列入国家发展计划。动物细胞在体外进行大量培养的技术在国外早有研究,但国内没人触及。俞俊棠老先生就把这一项任务委托给了我的导师。

    因为国内从未有过相关研究,所以我们需要从查资料开始,天天往图书馆跑,铺天盖地地找资料,互相讨论。国外的方法、已经实现的技术、哪些单位都做了什么工作等等,我们都要刨根问底地搞清楚,一步一步地弄通动物细胞培养的来龙去脉,最终凝结成一份技术报告上交国家。而后,我们的技术报告得到了国家的认可,资助我们实验室85万元的科研经费。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,学校鼎力支持,校长亲自压阵,人才、实验用地、后勤保障等等方面都不用担心。当时,中国的基础技术很差,阀门、血清等原料无法满足我们的实验需求,但进口材料既昂贵,又没有途径买到。我们只好从最基本的零件开始做起,从机械专业请专家过来做特殊型号要求的阀门和管道。至于血清,我们就踩着三轮车亲自跑到学校附近的奶牛场,买刚生出来的小牛仔提取血清。

    在这个项目研究的基础上,我发表了第一篇英文期刊文章,也是我校生物工程领域里第一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学者。


“道器合一,服务农医”

    花梨先生:您与华理相伴已有四十余年。在您看来,学校在改革开放前后有怎样的发展和变化?

    张元兴:学校层面的变化显而易见,我且谈谈我们专业的发展。首先,我们专业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,都有了飞跃的提升。这与改革开放、时代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我们实验室也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,正如我们的口号所言——“道器合一,服务农医”。所谓“道”指科学道理,所谓“器”指实实在在的工艺装备一体化的研究成果,而农业和医学都是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,也是我们致力研究和服务的方向。科学与技术相结合,服务农学与医学,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努力,用研究成果来践行。

    花梨先生:我们看到您不仅在学校潜心科研,也在国家发展层面有着自己的贡献,请您和我们分享当时所做的一二工作。

    张元兴:80年代末,我代表学校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生物学学科的发展规划会议,在北京待了半个月。这个会议由北京大学牵头组织,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吉林大学等教授学者齐聚一堂,就生物学科的发展建言献策。在生物反应器技术方面,我们华东理工大学作主要发言。我则代表学校撰写了生物学科发展规划。这之后不久,我们便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——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。申请后,我和俞俊棠老先生2人去北京答辩,当时还没有投影仪、幻灯片,只有塑料薄膜,把字写在薄膜上,或者复印到上面,再投影到屏幕上。顺利通过申请后,我们便开始着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。支撑实验室运作的资金则是从世界银行贷款所得。

    1986年,我赶上了学校提拔年轻干部的“春风”,被任命为学校教务处副处长,主要负责课程竞赛和尖子生培养。但一年之后,我便辞去了这一职务。因为在我看来,那一时期,学术研究相较于行政管理似乎更为重要。1990年年底,我被借调到教育部科技司,主要管理生物学的科研工作,在那边待了一年零三个月。这段经历使我得以跳出学者身份,开始同科技司、中科院等各个部门沟通和交流,试图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考虑整个学科的发展。因为有了这样的锻炼,回校之后,我在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同时,兼任科研处副处长。此后,我们与教育部科技司、科技部保持紧密和长期的联系。

    花梨先生:您和您的团队组建了学校的第一个重点实验室,此外,实验室也创下了许多“第一次”的傲人成绩,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二。

    张元兴:从专业角度上讲,我们重点实验室的队伍非常强大。但在七十年代我们刚入校时,学校的科研条件相对较差。改革开放之后,科研条件逐渐起步。这得益于我们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经验。就全国范围内,我们实验室引进了国家第一套现代化自动化的生物反应器,就是我们常说的发酵罐。这部机器很好用。后来,我们从日本进口零件,自行组装了国内第一套反应器。借着这些反应器,我们的研究能力也在一步步地提高,之后便生产出中国本土的第一套生物反应器。如今,生物反应器每年的产量依然巨大,拥有着价值上亿元的市场。

    就研究成果而言,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独树一帜。我们的工作还得到哈佛大学“外专千人”专家的认可。在他看来,我们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博士、硕士的研究生水平与海外一流大学的学生旗鼓相当;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水平也很高,且高手云集。因此,他每年都会到学校来交流座谈,和华理的博士生谈谈他最新的研究成果,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。此外,我们实验室产出的论文逐渐从中文变成英文,发表的刊物也越来越高端,从只追求国际化,到追求论文成果的影响力,目标越来越高,水平也就越来越高。这些都是在时代的变化下,我们实验室近些年来取得的成绩。

    基于此,我们实验室将会为自己制定更高的目标和更为严格的要求,希望能够产出更好的科研成果,为生物学科学术发展水平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    花梨先生:我们看到,近一二十年来,您在海洋生物研究领域取得了诸项优异成绩,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做这一课题?目前取得了哪些科研成果?

    张元兴:从1986年开始,我一直致力于动物细胞培养研究。1997年,国家科技部请教育部推荐一名应用生物学专家参加“863项目”专家组。于是,教育部同学校商量,推荐我加入了专家组。

    我记得很清楚,1997年12月1日,我准备赴北京报到,从上海飞往北京,参加面试。然而,飞机在空中来来回回飘了4个小时,都降落不了,最后降落在济南机场,导致我第二天下午才到北京。其他专家都面试完了,我是最后一个,全部人就等着我来。面试内容包括测试反应能力、组织能力和控场能力。晚上,会务组人员就抱着一大摞的材料给我看,让我多待两天。那就意味着我面试通过了。1998年1月,我正式成为“863项目”专家组组长助理。没多久,我正式进入专家组工作。在这一岗位上,我开始站在国家层面考虑问题,从战略意义上设计海洋生物学科的发展走向。当时,专家组提供30万元支持我进行海洋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。于是,我开始涉猎这个领域,一直做到现在,今年刚好20年整。

    我的课题内容,简单来说,就是研究鱼为什么会发病,并设计和生产相应的疫苗。我们知道,人有很多疫苗,可以防病于未然,但鱼的疫苗很少。挪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领先,国内尽管也有相应的成果,但并没有很大的突破。而食品健康安全又是关切民生的重大问题,因此,接受项目后,我们实验室立志要做出全国第一个鱼的疫苗。就这样,我们甜酸苦辣地做了20年。2015年,我们拿到了第一个证书,即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海水鱼类活菌疫苗的注册证书,而且是一类疫苗证书。疫苗对象就是我们的日常食材多宝鱼。有了疫苗,我们就可以不再给鱼喂食那么多的抗生素,使食品安全更加有保障。

    这一疫苗研制成功的消息在许多新闻媒体上都是热点消息。今年年底或明年初,我们将会拿到第二张注册证书,是针对多宝鱼另外一种病症的疫苗。我们围绕疫苗也做了相关的基础研究,从分子角度上开始剖析病理病因,还发表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文章。也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研究基础,在申请疫苗证书时,国家才能一次通过。多宝鱼疫苗的发明填补了我们国家海洋生物技术的一个空白,这将有效地减少鱼类抗生素的使用,使我国的食品安全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。


尽己所能支持学生

    花梨先生:作为导师,您为华理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,请您谈谈在培养学生方面的工作?

    张元兴:在进行上述研究项目的过程中,我们团队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青年教师。他们相继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对于在读的学生,他们在实验室各司其职。而我能做的,就是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竭力支持,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。

    花梨先生: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对您人生经历的影响。

    张元兴: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,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我们越来越好的经济条件和实验条件,没有活跃的学术思想发挥空间,也没有和国外学者如此多的交流。改革还在路上。相比之前,我们目前出国已经容易许多,但手续办理仍然十分繁复,希望我们国家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,这样国际间进进出出则更为方便。

    花梨先生:最后,请您谈谈对华理未来十年的期待?

    张元兴:希望学校能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平台,方便我们掌握国内外最新的学术信息,和国外学者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。

发布日期:2018年12月19日14时08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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